一、我们能做什么？
自从2015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建设任务，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体系建设工作的进展如何？首先，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大家都有很高的积极性，从中宣部布置的重大课题项目，到中国社科院、教育部，已经有多个重大项目开始建设并取得进展，成绩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工作进展大多还是停留在方法论研究、体系建设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框架结构的争论上，真正有质量的理论进展并不多。问题出在哪里呢？理论进展的最大障碍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最大的障碍是，在一系列基本的问题上同志们并没有形成共识。比如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哪些？核心范畴是什么？这个体系的建设以哪一个理论范畴为起点？没有形成共识。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应该是怎样的？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结构，还是根据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初所设想的六册结构，来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或者建立一个以制度、体制、运行、发展若干个板块为特征的体系结构？在这些问题上，也没有形成共识。没有共识当然也就不能往前推进理论工作者的协同创新。尽管一年多来，大家在这方面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如大家所看到的，短期内弥合分歧，消除争议，形成共识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要通过分工合作来完成一个庞大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条件还不成熟。当然我们可以在现有的理论成果或者已经形成共识的那些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编写一个类似于教科书这样的东西，弄一个所谓政治经济学新综合。但是这样的东西很难包容真正的理论创新，逻辑上一定是不连贯的，缺乏系统性的，很难形成令人信服的、具有强大逻辑力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就是目前的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状。
怎么办？当然，讨论需要继续推进，深入的讨论甚至争论肯定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必须等到在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圈内形成基本共识以后，再来组织协同攻关，构建完整的体系？能不能换一个思路，选择另一条路径？我认为从实际出发，换个思路会更有效率。那就是在当前已经形成的某些共识的基础上，求同存异，鼓励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或者学者团队）独立探索，分头推进，形成若干个有个性特征的、反映不同观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学术思想的发展是需要竞争的，多个不同理论成果之间进行比较，通过集体选择来逐步达到共识,也许是更加实事求是的发展方式。与其像现在这样，大家对最终应当形成的完美体系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倒不如大家分头完成自己的工作，形成若干独立成果，进而加快研究工作的步伐。也许，这些分头完成的各不相同的初步成果，并不相互冲突，不需要用一个替代另外一个，结果很可能具有相互补充的性质，从不同的理论路径，接近同一个客观对象；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反映同一个客观真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高度复杂多样的综合系统，其理论表现也很可能是多角度多形态互为补充的综合体。
科学发展的正确路径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环境。不要害怕争论，不要压制争论，也不要以为争论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压倒一个，一个取代另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繁荣昌盛，要创新发展，我们的学者就要克服唯我正确，唯我独马的心态，学会从不同的理论观点中看到合理的成分，借鉴有益的养分，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在发展中，实践不完善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主义实践尚未充分发展的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环境相比当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环境存在差异。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走向完善，其制度本质已经展开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进行《资本论》创作的。在此之前，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分别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尚不完善的环境下，独立完成了各自与当时实践环境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赋税原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当然有很大的差异，无论从对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解，还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构架来看，都是不完善的。但这些理论成果仍然满足了当时实践的需要，仍然为推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经济学发展与经济实践互动的规律。也许我们今天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未来的日子里会被新的更加科学的理论体系所取代，但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任务，一个时代的经济学者，只能以自己时代的经济实践为研究对象。我们以满足当代实践的需要为己任，不会为自己成果达不到《资本论》的科学深度和逻辑完美性而感到羞愧。实践在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终将越来越完善。
基于以上认识，我根据自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积累，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构想，这个构想当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地方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希望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来进一步的修改。
二、体系建设也需要问题导向
科学研究从来是问题导向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也需要问题导向。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建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核心的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完整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新中国七十年的建设实践，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给社会主义简单地下定义，像教科书那样从定义出发，以定义为落脚点，这种从理论出发的思路是写不出好东西，拿不出实践需要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必须围绕中国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普遍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其一，中国奇迹何以产生？其二，中国道路通往何方？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成功展开，国内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理论专著和论文涉及以上话题，给出了不同答案。关于第一个问题，曾经有过一种流传甚广的解释，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这种理论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恰好契合，具有一定的诱惑性。但是把这一理论解说放到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无法解释的问题是，全世界有那么多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大多数早于中国实行了完全市场化，为什么它们的增长业绩都不能如中国这样令人瞩目，其中大部分国家至今未能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比较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大国印度，以上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不严密不言自明。因此，有许多不愿意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教条解释中国问题的严肃的经济学者，开始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增长奇迹,试图建立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最早如林毅夫等人的论著[1]，近期如琳达.岳所著《中国的增长》[2]，如文一所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3]，阿格列塔等人所著《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制传统》[4]，以及罗思义所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5]。这些理论成果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但对于中国经济成就的敏锐与深入研究却是共同特征。相比而言，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动作要慢些,效率更低些，至今还没有拿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当然，现有理论成果是有缺陷的，其共同缺失是答案大多只是讨论“中国是怎么做的”，“这样做为什么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却很少涉及“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又怎么能够这样做”，即中国成功背后的深层原因，给人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事实上，中国近七十年的经济增长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环境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做出不同的努力，给出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解释在这些阶段中国人都是怎么做的，这样做为什么能够取得了成果，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面对中国实践的成功，更需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每每能够做对？为什么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能选择正确的方案，即使发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也能够及时纠正？这只是历史的巧合，或者只是中国人的特别幸运？还是应该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必然原因？
关于第二个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始终充满争论。国外的多数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或者必然通往资本主义，人类历史到此已经终结。甚至国外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根据传统的社会主义定义，认定中国道路已经走偏，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或者难免走向资本主义。国内学界的争论同样存在，一些持否定意见的人不过是不愿意明言而已。由于改革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劳资冲突、贫富不均，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关于中国道路基本走向的积极的正面的论证，往往感觉证据不足，底气不足，有将理想强加于现实之嫌。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心问题、信仰问题，而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群众基础问题。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近七十年的历史事实，发现这一制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未来图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
因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回答两个重大问题的基础上，理解和诠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中国奇迹何以产生”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它有哪些经验与不足？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又将如何？这里的重点是制度的作用，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道路通往何方”的问题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趋势是怎样的？这里的重点是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未来的预测应该以七十年历史发展的事实为根据，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理论判断的证据。两个问题都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考察的视角不同，前者以发展生产力为线索，后者则以生产关系自身的发展为线索。也可以这么说，前者关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后者则关注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自身发展的作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将这两条线索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内，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难点。不难理解，只有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答案才会有说服力。只有搞清楚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才会有说服力，才有逻辑的力量，才能掌握群众，才能推进科学的发展。
三、平等劳动是主体范畴、核心范畴
说到体系建设，首先想到的是选择理论叙述的起点范畴。近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点范畴的讨论比较多，观点自然也各式各样。比如顾海良教授主张以劳动生产力为起点范畴，颜鹏飞教授主张以特殊商品为起点范畴，等等。既然要构建体系，当然首先要把逻辑起点确认下，这样的讨论是必要。但是在我看来，讨论起点范畴应当首先以确定核心范畴为前提、为基础。在逻辑体系建设核心范畴尚未确定之前，先讨论起点范畴可能为时尚早，或者说有些本末倒置。《资本论》为什么以商品为起点？马克思首先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时候确定了资本这个核心范畴，整个《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是建立在资本直接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资本生产总过程这个大框架之上的。这个体系框架的核心范畴是资本。资本由货币转化而来，而货币是商品一般等价物，所以《资本论》的逻辑体系要从最为抽象的商品范畴开始，从商品的二重性开始分析。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是否也要用资本范畴作为整个体系的核心范畴，或者以公有资本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建设中的确十分重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有资本现象在实践中的存在已经得到越来越普遍承认。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很多人仍然不接受公有资本概念，认为这一概念与马克思的逻辑体系存在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这阻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发展，需要尽快解决。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在运动中不断变换自身形态的价值体，但他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和人身条件相结合的社会形式。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劳动者个人还不愿意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这样一种特殊历史情况下，解决个人与社会利益矛盾的必要的社会形式。资本利用市场竞争的外在强制和企业内部的管理性强制，强制劳动者个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提供剩余劳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公有资本现象？公有资本当然仍然是资本，仍然是一种强制地获取剩余劳动的社会关系，但与私有资本不同，这里体现的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是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内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是集体意志对劳动者个人意志的强制。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需要积累剩余劳动推进社会进步，资本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有制企业，仍然是资本所有者指挥下的劳动组织，仍然是象股份公司这样的资本主权型企业。公有资本的确是一个矛盾体，它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矛盾的具体体现。因此在理论逻辑中接纳这一概念，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公有资本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理由是：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是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的分离仍然存在，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已经被颠倒过来。这个社会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公有资本也只是劳动者集体意志的体现，而不再是作为劳动者阶级对立面的资本家阶级权力和意志的体现。在资本和劳动这对范畴中，劳动已经处于主导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然要讨论公有资本，以及私有资本，并且重新定义资本一般概念，但这些范畴在这个范畴体系中应当处于从属地位，而不应当成为主体范畴、核心范畴。
其次，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中，也不是一个贯穿始终、覆盖全部的事实，至少从前苏联和新中国的历史看，社会主义制度最初都经历了一个集中的计划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市场经济关系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公有制经济也没有采取公有资本的形式。在计划经济的国家大工厂里，有科层等级制的命令服从关系，但是没有竞争的外在强制，没有企业主体之间以利润为中心的市场竞争。公有资本现象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将这样一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现象，拿来做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当然不适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从企业层面看，公有资本只是在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经营的公司制企业中占有更大份额，中小企业中私有资本仍然占有绝对多数。尽管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中，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相互混合，但是资本所有权的界限并未取消，公有资本的范围仍然是有限的。
我们主张用平等劳动取代资本范畴，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首先，平等劳动是社会生产关系范畴，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决策平等，分工平等，分配平等，和劳动力发展机会平等的全面经济关系。这与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的理解相一致。
平等劳动以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公共所有制为前提和基础。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经济关系中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对立不再存在，公有制经济内部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它本质上是平等劳动的关系，而不能是其他任何经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劳动从公有制经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形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对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拥有平等权利，通过集体决策行使共同权利。在集体决策中,每个劳动者都拥有平等的知情权、提案权和表决权，而这种决策的平等权利正是共同劳动中分工平等和分配平等的制度保障。分工平等，也就是按个人劳动能力分配劳动岗位，善渔者渔，善樵者樵，善耕者耕，善织者织；每个劳动者，都有机会在共同劳动中发挥自己的特长，管理能力更强的劳动者则承担起共同劳动的管理职能。这是各尽所能的分工原则，符合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分配平等，也就是劳动者按劳动贡献分配共同劳动成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勤罚懒，甚至不劳动者不得食。只要物质财富尚未充分涌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仍然存在矛盾，物质资料的分配就不能不遵循这种平等原则。在这里，平等表现为以劳动为同等尺度，而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平等劳动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劳动者联合体内部通过平等协商组织社会生产，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共同体原则。因此，这里的决策平等，并不单纯是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相反，共同利益是集体决策的依据，每个劳动者在决策中所行使的是平等的公益社员权，而不是劳动力个人所有者的私益权。平等劳动承认劳动能力的差异是天赋特权，但同时也承认，劳动能力的差异并非完全取决于天赋，后天的学习同样是导致个人能力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平等的原则应当延伸到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社会给每一个劳动者提供平等的能力发展机会（不仅是现在的劳动者,尤其是未来的劳动者），包括同等质量的基础教育，同等机会的在职培训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缩小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以及其他非主观努力因素带来的能力发展机会不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劳动大体就包括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平等劳动具有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系列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平等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身份具有两重性，他既是公有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又是自身劳动力的个人所有者，二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并不总是协调。公共利益要求积累剩余劳动，个人利益却将劳动视为牺牲或负担。因此，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在双重人格间挣扎，作为两个不同的要素所有者自己与自己博弈。他们通过集体决策来控制个人行为，通过经济激励制度迫使个人更多地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个人在集体劳动中则普遍存在“搭便车”倾向，倾向于以更少的劳动获取更多的报酬。显而易见，“两个”要素所有者之间存在着排他性产权关系，我们不得不创造一个特别的经济学概念，谓之公有产权的“内排他性”，即公有产权对其所有者成员个人的排他性。[6]为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劳动集体不得不接受一位专门的监督管理者，委托代理制不可避免。代理人作为专业的管理者，代表公产主体同时行使财产管理与劳动管理职能，因此也就代表全体劳动者行使了公有产权对外与对内二个排他性权利。代理人为全体劳动者当中一个拥有特殊权利的个体而与其他人对立。整体对每个个体的矛盾演变为单个个体与整体的矛盾，全体成员的相互监督演变为一个人对所有人的监督。权利分配的不平等在一个平等的经济环境中合乎逻辑地产生。这就是社会主义一百年历史的事实，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在平等劳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它给予我们研究的素材，发现的好奇，创新的灵感。
需求强调的是，平等劳动是现实经济关系，而不仅仅是法权观念、道德观念或者关于平等的社会理想。观念形态的劳动平等产生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形成的初期。表现为“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劳动平等观是现代社会历史进步的产物，是农奴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人身自由，即拥有自身劳动力所有权的经济事实在法权意识中的体现，也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商品所有者平等交换劳动产品的现实经济关系在法权意志中的反映。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所有权被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所有权否定。但建立在自身劳动所有权基础上的平等观念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因为不平等的加剧而在劳动群众的意识中强化。特别地，当一个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财富与劳动被完全分离的时候，劳动平等的权利诉求就会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劳动群众的法权意识和道德观念构成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基础，成为向未来理想社会的过渡的思想动力。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推进需要借助这种历史形成的、具有“普世价值”形式的道德力量。但是，这里所说的平等劳动首先是真实的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本质的关系。因此，作为与这种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权利观念与意志关系的劳动平等也就赋于了新的内容，它不再是个体劳动者之间平等交换的权利，而成为公有制经济中联合劳动者的共同意志。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平等劳动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经济关系，进而，劳动平等才取得社会价值体系的主导权。
平等劳动是动态演化的经济范畴。作为基本的经济关系，平等劳动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真实的存在，而不是理想中的观念的存在。但是，劳动平等程度的提高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工作。平等劳动关系的建立必须通过若干个相互衔接，依次递进的阶段。在经济不发达状态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更加需要几代人矢志不渝，前赴后继地付出艰苦努力。这里需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全面落实，也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那种因为社会主义百年实践所经历的挫折与磨难，因为社会主义当前现实的缺陷与不足而怀疑社会主义，甚至嘲笑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提炼平等劳动概念的人，缺的是一点点历史感，缺的是对这个制度朝向既定目标成长的理解和信念。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七十年发展的历史事实，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平等劳动关系的发育，可以划分为“科层的平等劳动”、“竞争的平等劳动”、“共享的平等劳动”和“自由的平等劳动”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转换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而竞争的平等劳动向共享的平等劳动转换，则就在当下。从共享的平等劳动再向自由的平等劳动转化，将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够预见的，只是这一转化必然会发生，以及这一转化发生所依赖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条件等等。
作为基本经济关系，平等劳动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所有环节，因此可以通过企业、产业、区域、社会、国家制度以及开放经济等环节,来充分展开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平等劳动的全面分析。
四、劳动生产力是理论叙述的起点范畴
讨论平等劳动的经济关系，似乎可以从公有制的建立开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起点范畴。但是，如此展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缺少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支点，即平等劳动（也就是公有制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力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通过强力剥夺剥夺者，建立和维持一个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就能实现的。平等劳动关系的历史特征并不是直接从公有制的形式规定中产生，其平等规定的历史性与内在矛盾的必然性，也不可能从抽象意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得到说明。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根源在于当代生产力，在于当代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性质和基本特征。因此，我们主张将劳动生产力设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叙述体系的逻辑起点，从当代生产力的矛盾引伸出平等劳动的性质，展开有关平等劳动之内在矛盾的分析。
形式地看，平等劳动的逻辑起点是劳动，这顺理成章。但是，劳动是一个适合所有社会经济形式的一般概念，就其本身的规定性而言是十分简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从劳动开始，难以体现经济制度的历史特征，更难以充分展开经济制度在自身矛盾中发展完善的客观规律。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付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劳动，劳动是有目的的人类活动，有目的性和生产性是其不可缺少的规定性。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生产性，而不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性。劳动的主要活动领域当然在物质生产领域，但劳动的生产物并不一定都是物质产品，它同时可以包括各种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劳务活动和精神产品。这个劳动的生产性规定，将劳动和闲暇、娱乐这一类人类活动区分开来。最后，按照概念使用的约定俗成，劳动活动一定是有益的。这涉及到价值判断。但劳动的有益性仍然是有关劳动概念的必要规定之一。有些人的活动尽管也需要付出辛苦的努力，如诈骗和盗窃，它们肯定不属于劳动范畴。再进一步分析，劳动并不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活动，人类总是组织成为社会，从自然获取自身生活所需要的全部消费资料。因此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产活动，并不是典型意义的劳动，他只是小说家的想象。独立个人的生产活动是一个想象的存在，而不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人类劳动从来是一群人分工协作的共同活动。因此，劳动活动并不总是直接针对着自然物，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物或者自然过程才是劳动活动的基本对象。劳动过程中需要人与人的合作，为促进这种合作而从事的人类活动，即所谓交往活动,也可以是生产劳动的组成部分。管理劳动、营销活动也都可以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劳动活动的这种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劳动概念的二因素，即它一方面是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是劳动社会形式。任何一种特定的劳动社会形式，都具有与之相对应的劳动生产力。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那个时代劳动社会形式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讨论作为劳动特殊社会历史形式之一的平等劳动的时候，也同时需要，并且首先需要讨论与之相匹配的劳动生产力。关于劳动范畴的更丰富内容，必须在此二因素的分析中逐步展开。
平等劳动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历史形式，在此之前，劳动的社会历史形式曾经经历过奴隶劳动、农奴劳动、雇佣劳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平等劳动终将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劳动。平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需要有当代生产力的历史特殊性来说明。一方面，平等劳动扬弃雇佣劳动的阶级对立性质，形成劳动者阶级内部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关系，是因为当代生产力高度的社会化和全球化受到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狭隘的生产关系的桎梏，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丧失。不仅地球生态承受能力临近极限，而且阶级矛盾的张力不断积累。由于全社会一般利润率不可逆转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在消蚀，不得不依靠周期性的巨大破坏来延续生命。这个社会必须有一个经济基础更加和谐的新社会来取代。另一方面，平等劳动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能强行突进到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是因为当代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没有充分涌流,因此劳动时间具有明显的稀缺性；职业专门化的分工、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对于机器系统的从属地位，导致劳动者个人不愿意超出满足个人消费的的必要劳动时间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因此,社会财富还需要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社会还必须利用“你干活，我给钱”，“我给钱，你干活”的法权意志，来强制劳动者为社会提供更多剩余劳动。平等劳动的存在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无论是它的形成，还是它的突破（扬弃），都不能单纯依靠革命者的勇气和信念。
结合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从劳动生产力起步的研究方式更有它特殊的含义。二十世纪崛起的东方社会主义，产生在一系列后发国家追赶经济的关键时刻，这些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就是发展生产力。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取决于这个政权能否兑现承诺，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国家富裕人民幸福;另一方面，在国际资本包围下的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外部竞争环境，无论从国家安全，国际贸易的需要看，国家手中拥有的物质手段贫乏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这两个关系到政权存亡的关键问题，发展生产力是最急迫的任务。与此同时，发展生产力又是最艰难的任务，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必须面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封锁，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国人民的劳动积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来启动国内的工业化进程。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它在执政党决策中的首要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7]
以劳动生产力作为起始范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可以讲劳动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将此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可以从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来解释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建设祖国，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关系何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可以从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进程观察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演化进程，据以分析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阶段划分依据，以及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和内在逻辑、它的历史趋势、它的未来走向等等。
劳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是逻辑体系展开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商品生产过程的有关章节，曾经附带讨论过生产力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在讨论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影响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马克思写道，“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率，以及自然条件。”[8](53)又比如，在讨论劳动过程的相关章节，马克思分析了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8](202)，这些思想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劳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这还不够，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起点上，需要有关劳动生产力的专门分析,需要更加深入而细致的展开分析。
劳动生产力，即人类以劳动创造（从自然获取）自身物质生活的能力。这是组织成为社会的人的能力，因此又称社会生产力。说劳动生产力是社会现象，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劳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而不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力，这一点前面已有讨论。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现象的另一层含义是：劳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知识积累的成果，而不是自然界力量的积累，不是作为自然进化结果的人类基因的进化。也就是说,劳动生产力是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人的先天的生理能力由基因决定，其自然演化以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数亿年为时间尺度，因此对更小时间尺度上的社会生产力演化没有解释力。生产力的变化包括技术变化和制度变化，二者都是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前者是自然知识的积累，后者是社会知识的进化，都是时间的增函数，都具有负熵流的性质。也就是说，劳动生产力既是历史范畴，其发展与生物进化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进化适应性的表现；又是社会范畴,其社会进化的主体与生物进化不同，不是基因进化，而是文化进化。
生产力的进步会具体“物化”在生产要素上，主要是劳动资料的技术积累，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劳动组织的进步。其中，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进步是生产力进步更本质更关键的环节。现代生产力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一般生产力”，即社会的科学知识的进步，创新劳动的积累。从宏观历史尺度的观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可以依据人的能力的进步划分为三个阶段：（１）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狭隘人群孤立发展的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力；（２）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满足多方面需求的社会生产全面能力体系；（３）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生产能力。[9](104)马克思这里所考察的人的能力，既包括个人劳动能力，更强调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和社会劳动的整体能力。
当代生产力处于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二阶段，或称“第二大形态”。这个社会形态是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全面深入发展为前提的。这个过程对应着发展经济学所谓“工业化”。农业生产不可能规模化，因此也不可能形成国内乃至全球市场,形成普遍物质变换；没有市场规模就没有分工推进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因此也不可能满足越来越多方面的需求，总之，社会不可能形成全面生产能力体系。工业化是第二大形态全过程的特征，工业化进程的生产力以机器生产为基本特点,机器代替人的劳动是一个连续过程，自动化和智能化是大机器生产的内在逻辑，至今依然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只要这一过程未完成，职业专门化分工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必须，劳动就依然是稀缺的生产要素，劳动时间就依然是物质财富的尺度，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就依然是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组织主要依靠两种结构，一曰市场，二曰科层。作为市场经济生产主体的企业是市场与科层的结合。因此，劳动生产力不仅伴随着社会生产关系，而且它总是内在地包含生产关系的部分内容。这二个概念的差别更多是视角的差别，观察重点的差别。劳动的不同社会形式表现为不同生产力的性质规定，同时产生不同的生产力的数量规定（生产率）。因此可以区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生产力。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平等劳动，因此，我们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称作平等劳动的生产力。
工业化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有较长时间的进化过程。工业化进程又可以从时间上划分为若干阶段。发展经济学一般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依据，将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在这之前和之后，还有前工业化时期与后工业化时期。现代演化经济学一般主张以能源与生产工具的变化为依据划分工业化的阶段。华裔学者文一在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世界上其他工业化成功国家的共性特点时，使用了强制工业化和自生动态工业化的概念。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需要出发，我们借鉴文一的概念，用强制工业化、内生工业化与可持续工业化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来描述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显然，我们的研究重心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内生工业化阶段，它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乡村工业和轻纺工业阶段、重化工业阶段、高新产业阶段等若干分阶段。
以一个国家社会的整体为观察范围，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因素绝不仅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并不是只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素质、生产工具质量与规模以及劳动组织方式，才是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因素。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流通过程中的劳动，包括纯粹流通性劳动，也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影响社会生产力。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直接影响生产力，这是不言自明的。企业的营销活动，尽管它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有可能影响企业的生产规模，影响企业产品的实现程度,因此影响企业的财务效率，甚至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当代中国劳动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密切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就是生产力。金融领域的活动同样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初期，原始资本严重短缺成为工业化起步的主要瓶颈，如何组织社会资本，如何引导居民储蓄，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水平支持百废待兴的国家工业化，这是一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成功的工业化需要有为政府，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对成功至关重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及时的调整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国家通过产学研结合的科技政策,通过惠及全民的教育和医疗政策，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国民素质，通过恰当的社会政策保障社会的和谐和安定，所有这些，对一国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债务环境，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的意志和方式，也会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总之，劳动生产力的研究与平等劳动的研究同样是立体的，涉及时间和空间的动态研究领域。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一个方向不变的数量增加，而生产力的量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物质生活资料的数量增长与种类增加，表现为满足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粗略地计算生产力，即单位劳动的产出数量，但是很难将多样化需求量化。劳动量的增加（劳动人口的增加）提高社会生产力，因为人类总是结合成社会与自然博弈，协作是生产力，规模会提高生产力，１+１总是大于２，因此它在劳动生产率指标中也能有所反映（但反映不充分）。关于劳动生产率方程（增长方程）及其计量问题，应该在系统导论部分就得到充分的讨论，以便在此后的研究中贯彻。
劳动生产率是物质产品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之比，因此它首先是工业企业生产率，延伸到全部物质生产过程，就表现为社会总产品与总产品生产中投入的全部劳动时间之比，用公式表达就是：
(1)
我们称之为全劳动生产率。式中x实质上是产出实物量，用总产品价格形式表达时必须使用不变价，或者干脆转换为购买力平价(PPP)，而Ｃ+Ｌ则可以直接使用时间量，如劳动人年，或者劳动小时。
设活劳动系数：
则有：
(2)
式中Gx为总产值增长率，Ga为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L可以称作外延扩张率，Gδ则为资本构成提高率。
式（2）也可写作：
(3)
式（3）等号右边的三项分别可看作：全劳动生产率导致的经济增长，活劳动投入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三者分别除以经济增长率就是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全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数年份在80%以上。新中国近七十年全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原因，影响全劳动生产率提高诸因素及其贡献率，是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五、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结合的框架
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整个体系建设的两条重要线索，一是作为体系主体范畴和核心范畴的平等劳动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演进；另一个是作为理论逻辑起点范畴的劳动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平等劳动的经济关系中不断发展。体系逻辑必须兼顾这两条重要线索，应当是一个双螺旋的基因结构。有了这样一个基因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就会在这个双螺旋基因的发展中逐步展开从抽象到具体的丰富内容。我们设想的理论体系逻辑结构大体是这样的：首先，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时间顺序，形成三篇结构：第一篇、强制工业化与科层的平等劳动，时间上大致对应于我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同时，前苏联的七十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也是本篇理论范畴形成的实践依据。之所以称强制的工业化，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业化是由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强制推动的，是用背离市场规律的方式从外部强行推进的，整个工业化阶段缺少自下而上的自发力量、内生力量。但是，从国情出发,强制工业化却是唯一正确选择,我们要讨论它的客观必要性。大科层体制是这一发展阶段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它有它的经济必然性，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平等劳动形成初期的特点，它的历史进步和局限性，它对工业化进程的反作用等等。第二篇、内生的工业化与竞争的平等劳动，时间上大体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这是当代社会主义最具特色的三十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深度结合的三十年。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内生发展，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并不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工业化的快速启动需要一系列历史条件的偶合，这其中的经验值得深入细致地总结。文一教授使用“自生”一词，概括得并不准确，国家行为在中国三十年工业进程中的重要的，甚至关键性的作用同样需要深入细致地总结，中国增长奇迹决不是自动生成的。但是，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化进程一旦启动，一旦进入良性反馈，它的确具有某种内生性，形成一种内生的推动力量，不断向改革与发展提出必须解决的问题，进而与平等劳动的制度内生力量一起，形成内生的快速工业化进程。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调整表现为竞争的平等劳动。邓小平的“先富后富”理论是这一理论范畴的早期表现，市场竞争具有自己的平等要求，它虽然与劳动平等存在差异，却也部分地包含了企业之间、劳动者个人之间基于劳动贡献的平等内容，相对于计划经济下的分配平均主义仍然是历史的进步。当然市场竞争具有两极分化的自发趋势，这就构成了竞争的劳动平等必然的矛盾，这是市场经济三十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系列矛盾的制度基础。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个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矛盾必然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第三篇、可持续工业化与共享的平等劳动，当前我们正在向这一阶段过渡，还没有完成这个过渡，因此，这一篇的内容主要是讲过渡，同时涉及过渡所要达成的目标——一个劳动平等程度更高的社会主义，一个更加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它还逐步形成一种消除市场两极分化趋势，抵制资本主义危机外部冲击，甚至向平等的贸易国传递共享能量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从这里出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价值生产、资本关系消亡的衔接与过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可能是后工业化的自由的平等劳动。自由人联合体最终将扬弃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原则，通往一个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
在这三篇结构中，重点在第二篇，它是社会主义市场迄今为止的实践，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这一篇的内容将充分展开，我的设想是：这部分内容再划分为企业的平等劳动与劳动平等，产业间的劳动平等，社会范围的平等劳动，国家制度和开放经济五个部分。其篇幅预设为另外两篇的五倍。因此，整体结构平面地可以理解为篇幅大体相当的七个部分。如果加上一个全书导言，就是八个部分。以纵轴表示时间进程，横轴表示分析层次，逻辑体系主要范畴的关系大致如下：
图1 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
以纵轴的工业化阶段为线索，分阶段讨论横轴上的制度结构演化，讨论各经济增长阶段上制度结构的特征，我们的分析框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我们讨论的主题不是资本积累，而是平等劳动的生产力发展，或者可以更一般化地称作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理论。请注意，这里的制度是Institution，而不是System，也就是说，理论的关注点不是宏观制度的变革，也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演化，在其宏观制度背景既定前提下，微观的局部的制度结构的渐进式演化。我们要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发育完善的内在规律。与此同时，我们将考察的重点放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近四十年，即内生工业化与竞争的平等劳动阶段，以这一发展阶段上的制度结构分析，不同制度模块的互联互动分析为考察重点。因此，总体上工业化三阶段制度结构纵向比较的色彩相比于ＳＳＡ会弱一些，而主体部分的经济增长与制度结构的互动关系分析会更加突出。
计划中的《平等劳动及其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有如下叙述结构：
1.导论
2.强制工业化与科层的平等劳动
3.内生工业化与竞争的平等劳动
(1)企业的平等劳动与劳动平等
(2)产业之间劳动平等
(3)社会范围的平等劳动
(4)国家制度
(5)开放经济
4.可持续工业化与共享的平等劳动
六、各部分主要内容
1.导论
首先讨论劳动和劳动生产力的基本概念，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各种因素；然后是作为劳动生产力量化指标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各种表达方式，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量化表达，运用国民收入统计指标的计量；由此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 最后是当代生产力的历史特征、具体形式、发展阶段的讨论，分析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共性特征，阶段性特征，工业化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其次，讨论公有制和平等劳动的基本概念，讨论他们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历史条件、内在矛盾，及其进化发育的路径和阶段等等。
这部分的内容大多在前面各章已经有所交待，这里就不再重复展开了。
2.强制工业化与科层的平等劳动
发展生产力对于实践社会主义的首要性。我们对实践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从东方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入手。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是全球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突显的非常时期，根据马克思的预言，这本来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资本国家发动的最佳时机。但结果反倒是处于欧洲资本主义边缘的落后的俄国革命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最底部的东方大国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落后国家率先突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未能预见的。回头去看，世界历史的这一发展路径有其客观必然性。资本主义首先从其薄弱环节突破，这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东方社会主义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外国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包围，军事的、政治的、乃至经济的包围，极大挤压了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空间。为了生存必须自强，必须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国际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经济竞争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这些最终都聚焦到发展生产力。东方社会主义的国内环境，首先是必须在战争废墟上恢复国家经济，安定人民生活。而从长远看，执政党人面临的最大矛盾是，革命过程中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明确承诺，与国家经济落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在理论下肯定是错误的，但它其实正是现实矛盾的一个漫画式表达。内外矛盾同时聚焦一个主题，那就是迅速提高生产力，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状况。这是实践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面对的根本问题。
我们将根据历史事实，讨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讨论苏联上世纪二十年代，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间关于工业化路径的争论；讨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赶超战略的形成，它的有效推进和之后的冒进表现，讨论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和形成机理；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什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发动一定是强制性的，一定是偏离市场发育的内在逻辑，扭曲市场供求的内在平衡，一定要利用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前苏联三十年代，还是我国五十年代的工业化启动，都是在农业生产力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进行的，“粮食过关”、粮食安全，一直是工业化进程绕不过的瓶颈。苏联理论家发明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概念有其客观依据。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快速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工业原材料以及产品市场都难以满足。轻工业生产的市场规模受限制，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发展自然受阻，国家工业化不可能遵循先轻工，后重工的秩序顺利推进，一种依靠国家强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的逆序进程成为必然。这当然是一种极其艰难的抉择，既没有内部市场与资源的依托，更不可能依靠对外部世界的剥削与掠夺，强制工业化只能靠全体人民的节约,靠较低消费水平上的高强度资本积累，即所谓“勒紧裤带搞建设”。这种情况下，劳动群众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之间会显现出尖锐矛盾，必须有一个有能力克服这一矛盾的国家机器来充当工业化的推进器，或者以专政的强制力，或者以道德的感召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特殊的工业化方式决定了特殊的社会经济体制，列宁在革命前所设想的国家辛迪加在所有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成为现实。强制工业化进程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集中的计划经济就是最合适的体制选择，它不仅是包含整个工业领域的大科层体制，全部城市经济的大科层体系,这个国家辛迪加还进一步延伸到整个农业，渗透到全部穷乡僻壤。为什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必须强行推进，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必须迅速到来，原因都在强制工业化。要把全部农业领域纳入国家大工厂的范围，这样才有可能在农业生产力达到必要高度之前，就强制启动工业化进程。这就决定了在大科层体制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平等关系的阶段性特征：一个覆盖全部社会经济的公有制经济，和一个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平等劳动。从覆益全社会的公有制经济这一点看，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文献中所描述的未来社会大体吻合，至少没有让人感觉到有太多的偏离。但如果从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背面的劳动关系看，矛盾又显得非常突出。行政等级制下的平等劳动？这是何等地自相矛盾！政治经济学理论除了从强制工业化本身的要求出发去解释这一历史现象之外，还有必要从平等劳动自身的内在矛盾出发，去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模,特别在像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中，表现为一个包容了亿万劳动者在内的大规模平等劳动,其内部的决策协调机制，需要耗费巨大社会成本。因此，公有制经济内部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决策，必须经过多层代议制度来实现，即使如此，其决策成本依然极高，决策效率无法保障。一个主动承担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执政党自上而下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以大科层体制节约公有制经济决策成本，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式。它以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信仰坚守和郑重承诺,作为公有制性质的保障，作为平等劳动本质的体现。这里的平等，体现在剥削阶级的消灭、阶级关系的改变，以及各级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作为中。这种平等劳动的本质特征，在共和国初期的工业化进程中，显然是得到大多数劳动者认同的。也许，这种体制选择与东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系。阿格列塔把这种文化传统称作“帝制传统”[4]，几千年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判断政治正确的终极标准，中国老百姓认同这一理念，愿意按这样一种政治逻辑去思考问题，规范行为。这当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是理解前三十年成就的关键。从实践看，大科层体制与强制工业化的结合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国际背景下，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巨大挫折之后，仍然取得了优异成绩：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田水利的修复和建设，以及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情况下达到超前的人类发展指数，等等。把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历史联系起来看，这些成就的意义才能充分理解，它为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准备了条件。看不到这种历史的连续性，经济学分析就难免片面性。
但是这一体制的缺陷也十分明显。由于过度集中的决策和过度延长的行政指挥链，不但劳动者平等的决策权难以落到实处，而且所谓分工平等、分配平等也会大打折扣。工资等级制和分配平均主义并存是这个体制的普遍现象，经济激励机制不能说没有，但往往效率低下。平均主义不等于平等，恰恰相反，它违背劳动平等原则，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因此，计划经济的缺陷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而且激励机制效率低下，创新激励机制效率低下。缺乏创新激励，导致计划经济下的所谓“复制古董”现象，经济增长的动力持续减弱。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原因。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没有能够跟随工业化阶段的变化而及时转轨，从而导致无法克服的经济问题，这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经济体制的缺陷更加明显：一个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监督来实现的平等劳动，显然是不完善也不可能完善的。自上而下的监督需要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来补充，克服大科层体制官僚化倾向，始终是社会主义者、革命的共产党人高度关注的课题。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试图利用阶级斗争和体制外的“大民主”，来克服体制内的官僚化倾向，这是一次完全失败的试验，但是毛泽东的主观目标是反官僚，这是从当时的体制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从强制工业化向内生工业化过渡。内生工业化的快速启动是一系列先决条件同时出现的耦合现象。这其中一些条件由大科层体系下强制工业化过程为其创造，而另一些则是外生条件导致。强制工业化三十年的成果，包括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制形成，进而推动三十年农田基本建设以及大、中型水利建设；以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城市工业的发展；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在高度平均主义分配基础上形成的全民医疗和基础教育体系的建设，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等等。外生条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上（包括中国自身）农业科技发生了重大进展，化肥和良种推广带来的绿色革命，使得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出现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这对中国农业生产当然也是机会。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农业大包干这个生产关系变革的东风催生了农业生产率爆炸式增长。八十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显著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多数人对这一奇迹产生原因的解释并不全面。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快带来连锁反应，首先是农业剩余劳动向农村工业转移，由于当时土地制度的原因，农村工业化启动的成本较低，乡镇企业以集体经济的名义迅速崛起；既有的城市工业通过各种资源的辐射，助推了这一过程。于是持续增长的城乡居民购买力导致消费品市场需求的增加，反过来也助推了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内生工业化进程终于启动。
3.内生工业化与竞争的平等劳动
这一部分时间上大体对应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是理论体系的重点部分，需要结合中国实践，从经济关系的多层次、多角度充分展开。
（1）企业的平等劳动与劳动平等
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市场经济一旦发动，便产生出自我增强的内生动力，其不可遏制的强大力量，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所认识。他看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但是他仍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乡镇企业突如其来的“异军突起”。市场经济充分调动城乡劳动者劳动致富、创业发家的积极性，允许个体、私营、港澳台资本和外资企业发展，进而从外部推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以释放活力。毛泽东主席六十年前所希望的：“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0](44)，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终于实现。国家如愿以偿地调动了国内几乎全部社会剩余，并且大规模利用外资，实现了比强制工业化阶段更高的资本积累，启动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与强制工业化阶段不同的是，这一增长过程一旦启动，它就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而不再依靠国家一个积极性来推动。
市场经济与平等劳动。市场经济一旦形成，他对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关系，尤其是它的实现形式，就会产生重大影响。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要素平等，他强调生产过程的所有投入因素都要获取平等的回报，劳动报酬只是要素报酬之一，与其并列的还有资本报酬和土地报酬。从公有制经济内部看，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具有平等权利，公共所有的资本和土地报酬并不会影响到劳动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依然适用。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在公有制经济之外，资本报酬归私有资本的所有者所有。尽管在私有制企业中，有效的激励机制仍然强调奖勤罚懒，但与此同时，资本所有者获取了劳动者贡献的很大份额，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平等并不存在。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结果的差异在于：一个人可以拥有许多资本，资本可以再生出更多资本，资本积累的过程总是倾向于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一部分人依靠资本权力在市场竞争中先富起来，这与劳动平等的原则不相吻合。但是，如果就此以为，竞争的平等劳动相比科层的平等劳动平等程度更低,这种认识也是不全面的。计划经济倾向于平均主义的分配，这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更坏一个样”的结果并不是劳动平等。尤其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劳动集体与劳动集体之间的贡献差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难以识别，在收入分配中几乎完全被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企业之间的分配差异，反倒是提升了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同时，这里还有一个市场秩序问题，合理的市场秩序应当鼓励生产性的、对社会有益的劳动贡献，而不应当鼓励非生产性的，甚至对社会有害的企业活动。总之，市场竞争对于平等劳动的影响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需要一分为二的观点。竞争的平等劳动是平等劳动发育的一个新阶段。平等劳动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与工业化进程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因此需要政治经济学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劳动关系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企业内部的平等劳动关系与社会内部的平等劳动关系，演化为相互衔接的两个层次。公有制企业内部的平等劳动，由于企业贡献情况在竞争中得到体现，符合市场规律的激励机制得到加强。但是，在占社会经济相当份额的非公经济的企业内部，实质的经济关系已不再是平等劳动。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范畴的劳动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它对社会范围内的劳动平等程度会有很大影响，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国家在社会公平方面的调控力度增强，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育更加完善，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程度会逐步提高。公有制为主体的普照之光，必将对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程度产生积极影响。这个企业内部的平等劳动与社会内部劳动平等的相互影响，及其演化过程，特别需要政治经济学深入细致的研究。
公有资本与平等劳动。公有资本是竞争的平等劳动阶段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随着国有经济公司制改革的推进，这一现象在实践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承认。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理论上说明，公有资本如何在平等劳动内在矛盾的展开中产生。社会主义阶段一个最重要的经济现实是：劳动者个人不愿意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剩余劳动积累只有通过社会对个人的强制来实现。这是资本的历史使命，在整个市场经济历史阶段都将发挥作用，不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而且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资本看起来是一个更大的矛盾。公有制是劳动者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资本却是“物统治人的制度”，两者怎么能统一起来？这里的关键是，在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本来就具有双重身份，他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者，另一方面又是个人劳动力的所有者，二者的利益诉求围绕着剩余劳动的生产和积累存在矛盾。因此，公有制经济的劳动过程需要集体对个人的监督，需要有人去行使监督者职能。在工人合作工厂，合作社社员通过民主决策聘请代理人去行使集体权利，这里存在着一种“许多人监督一个人”，“一个人监督许多人”的双向关系。但是，如果合作社社员，也就是公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并不全都参加合作社劳动，合作社的劳动者也不全都是合作社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双向监督和被监督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公有资本现象就是在这种变化中逐步产生的。这种情况在国有经济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也只是全体国民的很少一部分，他们没有充分的权利代表全体所有者，他们与国有生产资料的结合具有某种偶然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逐步推进，国营企业的职工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向市场交易转型，劳动力的买卖关系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回过头来看，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样一个方向呢？资本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仍然是根本原因。公有资本也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和企业内部管理，迫使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经在自治劳动的体制下，展开过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实验的结果表明，劳动主权型企业会以劳动收入最大化为目标，没有足够的积累冲动，无法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尤其是社会主义初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高积累要求。
国有资本主导的企业是一支公有资本所有者及其代理人所指挥的劳动大军。企业内部经济关系表现为劳动者整体与个人的关系，是劳动者集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支配。与私有资本主导的企业相比，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这里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公共资本的代理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与全体企业职工一样，都是普通劳动者，尽管劳动分工有差异，但在生产资料权利与利益关系中没有差异，本质上是一种平等劳动关系。当然，企业经营者需要承担剩余劳动积累,即资本保值增值职能，体现的是劳动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只要剩余劳动的积累归劳动者社会公共所有，并且其使用方向符合社会利益，它就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中的劳资和谐，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关键是要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要依靠工人群众监督监督者，防止管理腐败、公权私用，这也是政治经济学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
多种形式的劳动者合作经济仍然是劳动主权型经济，而不适用于公有资本关系。多种形式的劳动者合作经济，包括工人合作工厂、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以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社区合作社。这是以劳动者特殊身份为标志，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公有制经济，其基本特点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根据某种特殊规定直接结合，而不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买卖。多数情况下，公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集体与企业劳动者集体基本属于同一集体（工人合作工厂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合作社社员大会，也就是企业全体职工会议。由于决策成本等等的限制，合作社经济一般只适用于小规模生产、小规模经营，而不适用大企业。在这里，企业内部的平等劳动关系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际看，都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市场经济下，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不仅导致公有制比重的提高，而且会导致社会范围内劳动平等程度的提高。令人遗憾的是，在整个竞争的平等劳动阶段，合作社经济，尤其是工人合作工厂没有得到应有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和问题，是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非公经济中的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竞争的平等劳动阶段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劳动人口供过于求，二元经济的长期存在，以及地方政府在GDP竞赛过程中的失当行为等等，劳资矛盾曾经十分突出。近十年来，随着宏观形势的某些变化，劳动者收入有所提高，劳资关系有所改善，但劳资矛盾仍然普遍存在。其进一步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存在。市场经济下劳资矛盾缓解的可能性，建立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性质中。我们知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为前提，它导致工人生活消费品价值的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延长。毫无疑问，这是资本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强有力机制。但这个过程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会受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制衡，也会受到剩余价值实现机制的制衡。实践中，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有所提高，工作日也有所缩短，资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比较缓慢的。这提示我们，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物质财富增长，可能给劳资间的正和博弈留下了空间。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可以放大利用。相对剩余价值不应该由资本家独占，它应该能够给劳资双方带来双赢的结局。如果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政府能够适当调节，如果公有资本主导的企业能够先行引导，许多有长远目光的私营企业家就会随后跟进，大多数管理规范的非公经济最终也一定可以改善劳资关系、追求劳资和谐。当然，这还不是当下的实际，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哪些条件，这需要政治经学的深入研究。
关于私营企业主及企业经营者的“劳动”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私营企业主也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取资本所有权收入，而与借贷资本所有者一样不劳而获，是“食利者”；另一方面，他又通过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管理劳动者。企业经营管理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特殊职能，就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它是直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存在矛盾的生产方式中“必然产生的监督劳动” [11](431)，这是“迫使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提供剩余劳动”的劳动，本身不具有生产性。但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的这二重性都是社会生产所必须的，无论私人企业主还是公有资本的管理者，其“劳动”都是生产发展的需要。所不同的是私有企业的管理活动兼有剥削性质，私人企业主是为自己利益服务，作为其“工作成就”的企业利润，首先进了企业主自己的腰包；而公有资本的管理者是为劳动者公共利益服务，管理者和劳动者处于劳动平等的经济关系中，企业利润反映管理者业绩，却不归管理者所有，其指挥和监督劳动的报酬真正具有管理工资的性质，其劳动报酬的分配应当遵循劳动平等的原则。
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效率比较。经济学所谓效率，总是可以简单的表述为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而这是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去观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效率的最根本标志是劳动生产率。市场经济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从经济关系的所有层面进行考察，最为基础性的层面当然是直接生产过程。直接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可以从激励效率、配置效率、创新效率三个方面进行。
从理论上说，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首先表现在激励效率上，因为公有制是劳动者自己的经济,一个消灭了剥削阶级，进而劳动者可以自己为自己工作的经济制度，当然是激励最强的。但现实情况比理论分析要复杂得多，劳动者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和矛盾，不能正确的处理这些矛盾，公有制经济的激励效应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无论是科层的平等劳动中的等级制度，还是竞争的平等劳动中的竞争机制，对劳动者积极性都具有双重的功能，符合劳动平等原则的等级和竞争可以提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违背这一原则的等级和竞争就会极大地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经济学所谓配置效率并不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他以一般均衡理论证明配置效率的合意性,其实假定了资源与资源之间充分的可替代性。事实上，在技术条件给定前提下，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是十分有限的，倒不如说它们之间具有充分的互补性，要素替代性只有在考虑到技术变换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才会充分显示。而现代经济学关于一般均衡的证明，又恰恰是以技术条件不变为假定前提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因此其全部论证存在内在逻辑的不一致性。政治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理论不依赖于一般均衡，认为资源的优化配置说到底就是劳动时间的按比例分配,其合意性的标准是劳动生产力，因此，要素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是不断变换的，微观层面上最基本的要求是要素的可分离性、可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我们正是根据这一标准判断不同经济形式的配置效率，认为资本与劳动二要素相分离的资本主权型企业，要优于二要素直接结合、不可分离的劳动主权型企业。当然，这一判断无关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优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也可以采取公有资本的形式。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创新效率的分析。市场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强刺激，根源于资本对超额剩余价值的不懈追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讨论中，对这个机制就有精彩表述。企业的技术创新或者管理创新降低企业的个别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其产品在市场上实现超额剩余价值，这对企业创新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刺激，足以让资本家趋之若鹜。个别企业的创新和超额利润的获取，必然引起其他企业的模仿和追赶，于是导致行业生产成本的全面下降和商品售价回落，个别企业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会逐步缩小，直至消失。但资本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不会停止，新的创新活动重新开始，社会劳动生产力就这样在资本以超额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创新中不断发展。事实上，此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无非是对《资本论》中这一论述的重新表述和发挥。当然，马克思此处的表述是有缺陷的，他强调了企业个别生产成本的节约，而忽视了企业在竞争中创新行为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产品创新。成功的产品创新同样可以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此类创新竞争满足日益多样化消费需求，同样推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是，这里创新激励的机制是相同的，资本在推动社会经济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是相同。至少在企业层面上，资本的这种创新激励功能无可替代。这是公有制经济在进入内生的工业化阶段时必须采取公有资本形式的重要原因。而且，随着内生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公有资本的这一创新功能，在国有资本主导的大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会日益突出。当然，创新发展不能依靠公有资本一个积极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会通过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创新竞争，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多种经济成分的多种企业形式，在复杂多样的市场环境下，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和经营领域，具有各自的相对优势。国有资本主导的股份制企业更适合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经营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草根经济则适用于民营企业、个体经济；劳动密集的小企业可以采取劳动者合作经济，而资本密集型企业大多采取资本主权的企业形式；农业的基本经营形式是家庭经营；技术劳动者密集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更多发展职工持股；自然垄断的大企业最好实现行国有资本控股，竞争领域的公司制企业则大可放开实行股权多元化和股权分散化。没有一种企业形式能在所有市场环境和所有产业领域下普遍适用，不同的企业形式在不同环境中具有自己的特殊优势。从社会经济的整体看，多种所有制成分和多种企业形式同时并存，平等竞争，相互补充，将提高企业制度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这是企业产权形式，企业组织形式多样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
（２）产业间劳动平等
市场规模与劳动分工。市场经济推动劳动生产率快速发展的两个强大引擎是市场规模和分工深化。市场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商品交易，进而组织了越来越巨大的市场需求；分工推进劳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分工同时也导致产业间发展的不平衡。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格局中，商品价格变动与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变动会出现不一致，生产率提高更快的部门长期中价格偏高，这种现象在工业与农业关系中表现最为典型，这可能与市场价格变动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变动有关。此外，不同产业部门市场结构的差异（垄断或者竞争）也是产业间价格不平衡的重要成因。这些都对产业间劳动平等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产业间价格不平衡的原因还有政府产业政策的变化，这些产业政策的调整从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的需要出发，但它对产业间劳动平等的影响也很大，其利弊得失构成工业化进程中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也许是这一领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话题。
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发展次序。首先是生活消费品的市场需求，它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第一反应，给轻工业企业的规模扩大准备了条件，而企业规模的扩大，即使是在工场手工业阶段，也会通过企业内部的协作和分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内部的许多分工职能，逐步具备了通过专业化分工建立新企业的条件，进一步扩大市场范围，深化了社会分工，提高社会生产力。由于轻工业的快速发展，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需求规模也不断扩大，这就会为重工业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进一步为装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这一波又一波加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内在的动力，一旦启动，就不会轻易停下。这就是所谓内生工业化的基本含义。不仅是规模和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产业结构的变化本身也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少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结果看是这样。由于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农业，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直接加快GDP的增长；同样，新兴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快于传统工业，因此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也意味着GDP的更快增长。这里涉及一组劳动量计量的理论问题：首先，GDP增长与商品价值量的增长是什么关系？其次，劳动复杂程度如何度量，它和行业工资差异是什么关系？最后，产业间劳动量如何比较，比较的尺度如何界定，它与劳动平等原则是什么关系？政治经济学在基础理论层面还存在一些难题。
我们将根据以上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讨论我国实践中竞争的平等劳动推进内生工业化的过程，研究竞争的平等劳动如何解放和发展劳动生产力，它的成功的原因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首先，农业劳动关系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转化。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内生工业化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开始；同时，城市工业化的加速引起移民潮，农民工现象是中国内生工业化阶段的特殊现象，对工业化进程有巨大影响，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更大。大多数承包农户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兼业农户，它影响了我国农业几十年。一方面，农民家庭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农业的专业化进程缓慢，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这当然与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滞后有关。最初的农业大包干不利于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更是将农民工及其家庭与市民生活隔离。在新形势下加快发展适度规模家庭农场以及家庭农场基础上的农民合作社，加快农业现代代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进而提高农村社会的劳动平等程度，已经成为竞争的平等劳动自身发展的要求。
其次，内生工业化依靠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推进。内生工业化进程已经经历了从乡村工业到城市轻工业，再到重化工工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科学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过程。工业化的进展有其自身逻辑，但多种形式的企业在其中都发挥自己应有的特殊作用。国有企业在改革中逐步融入市场竞争，发挥了改革与发展的引领作用；乡镇企业从“异军突起”到果断转型，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动力；民营经济从无到有迅速扩张，成为国民经济的最大增长点；外资企业不仅为工业化起步提供了资金补充，而且带来了最初的技术推动，充当了国内企业创新发展的好老师。国家政策的调整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这里不仅包括相应的产业政策，而且包括其他许多影响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如市场改革初期的价格双制；又如在整个工业进程中长期维持的矿产资源低价政策、相对偏低的资源税政策等等。随着工业化迅速推进，新一代产业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中国工人的工厂纪律，加新中国医疗与教育事业的良好发展，再加吃苦耐劳的文化传统，为内生工业化进程构造了真正的内生动力源。正如乔万里.阿里吉所言对：中国的经济优势并不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12] 发展的代价是，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带来了资本权利膨胀，私有经济中的劳资关系一度紧张，甚至改革中国有经济的“劳资关系”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平等劳动关系在市场竞争中受到损害。内生工业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近年来有了明显改善，劳动法颁布与劳动者权益保护，国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提高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程度，我们在最后一部分中还要继续讨论。
平等劳动的发育与工业化的进程不可分割。从技术层面看，工业化进程贯穿始终的特点是机械化，即用机器替代人的劳动。机械化生产的内在逻辑是一步一步的用机器去替代一切能够用机器替代的人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而实现自动化。因此，装备工业的大发展是机械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电子计算机行业的发展，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工业化初期,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队伍，必然会掺入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人。因此，工人阶级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分化越来越严重的异质性的群体，总体工人的概念应运而生。这种工人内部差异性的扩大，是否最终会导致平等劳动的瓦解？政治经济学应当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对此给出明确的回答。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劳动生产力的进步正在不断提高劳动阶级的整体素质，以现代科技发展为导向，生产方式演化提高了对工人一专多能的技术要求，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进程更多倾向于工人的“再技能化”，而不是“去技能化”。劳动者科学技术水平在现代生产力提高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催生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劳动民主对生产的影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管理科学家的关注。这是否明确的信号：现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企业内部劳动平等程度的提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流通与社会劳动生产率。产品售卖阶段要解决企业商品价值的实现问题，也就是企业个别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转化，但是这一过程对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流通领域的劳动当然不影响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商品生产的总过程总是会延伸到企业劳动之外，流通领域的劳动也会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２卷指出：运输“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 [13](170)，由于它改变物质产品的空间或时间属性，因此而改变了商品使用价值,其劳动加到商品价值之中。这一思路应该可以扩展到流通过程的一部分包装和仓储业务。比如说三十年前一台刚出厂的彩色电视机，需要消费者在商店排队购买，排队的时间从几小时到几天不等，可是今天我们只要上互联网点击几个按键，京东快递就会及时把彩电送上门。即使不考虑彩电的物理属性差异，它也给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使用价值。因此说，物质生产过程是可以延伸到工厂生产之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快递也是生产力。因此电信、运输、物流、仓储、快递的效率，直接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流通领域的另一部分劳动，即所谓批零商业中的劳动不具有生产性，因为这部分劳动不会改变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它只是沟通了厂商与消费者的信息，帮助消费者的选择和购买，因此它并不影响劳动生产率。但是进一步的考察不难发现，无论是厂商自营，还是独立商业公司的营销活动，都会影响到生产企业市场规模，进而间接影响生产规模，而生产规模显然影响生产力。
我国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期，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流通领域效率改善影响？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效率提升相比，流通领域的效率提升表现如何，有哪些经验和不足？这在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的考察中都是不应忽视的内容。其中，包括交通运输网、电信通讯网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不能忽视。整个流通领域的活动，无论它是否具有生产性，对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持续快速提高全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在全社会平等劳动中都应当具有同等地位，应当受到平等待遇。
生活服务业劳动的情况与之类似。作为产品生产延续的生活服务业不仅包括货运、物流和部分仓储业，而且包括旅店、餐饮和客运业。旅游业的性质可能介于服务与营销之间，或者说景点服务更接近服务业，而旅游公司业务更接近商业营销。所有这些服务业都扩展了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因此表现为商品标准质量的提高，其劳动在更高质量标准的商品上表现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同样具有直接生产劳动的性质，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的提升直接构成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另外一些服务劳动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虽然不能看作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延伸，却也给消费者提供了使用价值，如理发师的劳动、按摩师的劳动，在标准化服务和企业经营的前提下，此类服务业也可以视为提供劳务商品的生产单位。包括有组织的家政服务业应当也具有类似性质。总之，生活服务业的迅速扩展，本身就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结果，这种发展又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直接体现了社会劳动生产力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能力。生活服务业广大从业者的辛勤劳动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理应享受平等劳动的权利，实现平等劳动的愿望。
金融业是一个更加特殊的经济领域。资本的运动具有“时间价值”，资本所有者是按照资本使用权的让渡时间来分割剩余价值的，因此，无论直接生产中剩余价值率如何，资本的周转速度和周转效率对资本回报总有很大影响。加快资本周转的努力，反过来促进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使用效率，影响真实劳动生产率。金融的作用不止如此，他在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分散经济活动风险等许多方面，对实体经济都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因此，金融业的劳动是有益的社会经济活动，是社会分工体系不可缺少的环节。由于金融业的活动不改变物质产品的性质，对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没有直接影响，因此与纯粹流通活动一样不创造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金融业的全部收入，从每一个普通职员的工资收入，到它的高层经理人员的高额回报，都是物质产品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移。但是，劳动价值论的这一理论分析不影响金融从业者，特别是他的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只要这些工薪收入与劳动付出相适应，就符合劳动平等原则，应当从道义上充分肯定。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工业化进程中,金融业广大劳动者与其他各行各业劳动者一样，通过辛勤劳动为社会做出了有益贡献，尤其在引导居民储蓄，筹集社会资金，满足日益高涨的投资需求方面，金融业的贡献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下，金融业平均收入水平偏高也是不容小视的问题。这一现象究竟是市场改革的必然结果，还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暂时现象？从国际比较看，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逐步膨胀，金融业获取的国民收入比重逐步增加，似乎是普遍现象。那么，这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吗？或者它只是私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中资本权力膨胀，不断挤压劳动权利的一种表现？政治经济学理论需要在这方面深入探究，为平等劳动在我国的健康发育明确政策思路。
城市化与工业化。流通与生产的不同阶段不仅在时间上继起，而且在空间上并存，这是社会生产过程有效展开的前提。不同产业空间上的分布也就是产业的空间结构，产业空间密度的差异导致人口密度差异，是城镇与乡村分野的基础。工业化就是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有赖于城镇化的发展。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城市化生产效率的来源，特定工业产业的集聚，即产业园区，对于提高购买阶段的流通效率作用巨大，以至于成为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市场竞争力强的重要原因之一。产业园区在我国迅速形成、发展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工业产业在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密集布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包括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服务业以及流通领域的生产服务业，创造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促进了这部分产业的加速发展。而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的人口集聚，催生了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生活服务业的规模效益，为服务业的质量提升和升级换代提供了条件。我国内生工业化阶段城市化进程慢于工业化进程，根源于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的特殊性。总体上看，八十年代以来，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采取了渐进式分阶段的路径。先是乡镇工业的发展，大多数农民离土不离乡；然后是九十年代农民工大规模进城，他们没有举家迁徙，而是采取了在城乡间季节性迁徙的两栖生活方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议题，只是到最近十年，才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近2亿新增的城市劳动人口没有成为真正市民。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工资明显低于有城市户口的劳动人口，工业化初期的成本降低了；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最低限度的生活，以及大量农民工家庭滞留在农村，使得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落后于第二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发展滞后。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对中国工业化发展初期的综合效益究竟如何，还需要经济学更加接近实际的深入分析。一般认为，这样一种工业化路径有利于快速增长，特别与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相适应。但是，这对于平等劳动的发育有不利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城乡差距的拉开，还是从劳动者报酬偏低，甚至企业劳资关系一度紧张的角度看，其负面影响都很明显。权衡两方面得失，还需要政治经济学付出更多努力。
工业化与区域经济。人口和国土面积无疑对一国工业化的崛起具有正面效应，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市场规模优势，二是产业腾挪空间，这是任何人也没法与我们比拟的。特别是，我们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效应现在已经充分显示。往后去，我们还将进一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保证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但是，大也有大的难处。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旧经济的惯性力量使得市场的启动比任何经济体都要更加困难。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是由点到面，自东向西，梯度推进的。这种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策略，是实事求是的成功策略。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对平等劳动的发育，特别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劳动平等，带来了负面影响。由此造成的问题，成为许多人批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根据。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基尼系数偏高仍然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中国内生工业化阶段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更加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保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这当然也是政治经济学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
考察一旦进入产业和区域领域，平等劳动的意义就已经跨出工厂大门进入社会范围。这是全社会意义的平等劳动，不仅在企业内部不同岗位的劳动者之间，而且在不同企业之间，不同产业领域之间。全社会劳动者应当具有平等劳动权利,无论你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只要对社会有益，就应当在社会范围内享有同等的权利。当然，在当前发展阶段，市场竞争导致岗位与岗位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劳动者权力和利益的不均等。这些权力和利益的差异在什么范围内符合劳动平等的原则，又在什么范围内违背了劳动平等的原则？政治经济学需要讨论这种生产的关系实际状况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３）社会范围的平等劳动
社会范围而言，劳动就是劳动者的社会分工体系。竞争的平等劳动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组织起来的，它是由市场构成的亿万独立劳动者的全面能力体系，其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这个全面能力体系的生产能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并不单纯取决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和竞争力，而且更多要依靠社会分工体系的协调性，即劳动的按比例分配和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考察中，协调发展处于最核心的位置。
从社会范围看，市场经济下的劳动还具有平等劳动的社会属性吗？在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时代，科层的平等劳动是一个与大科层体制的范围相一致的范畴，它不仅适用于企业内部，而且适用于整个社会范围。但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与社会范围的劳动关系显然存在差异。公有制企业,包括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如国有资本控股的公司制企业内部存在平等劳动关系；非公经济企业内部情况就并非如此。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还能说社会劳动具有平等劳动的社会属性？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是存在的。作此判断的依据是：其一，一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要以该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来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正是这个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社会范围平等劳动关系的存在性。这是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其逻辑可以类比于企业层次上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的平等劳动关系。从社会范围看，我国现实经济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仅仅取决于工业企业中的公有制比例，公有制的比重还应当包括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当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应当包括农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城市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制等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其二，从社会范围看，劳动的社会性质还要从社会分工体系的协调原则去观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兼顾公平与效率,形成平等劳动的协调原则，在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协调中，以劳动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关系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提升。
社会范围的劳动生产力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概念，需要在社会总产品再生产的全过程中进行考察，其关键因素是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补偿与实现问题，其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基本公式是：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理论的最重要公式，其突出特点是强调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宏观经济的结构平衡。公式隐含社会再生产的一系列重要比例关系。一是供给侧资本投入与活劳动投入之间的比例，即C与V的比例；二是新增价值中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比例，即V与M的比例。二者结合，就有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即C+V与M的关系。二是两大部类需求侧的基本结构，包括补偿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需要（这一部分需求在再生产过程中具有刚性），满足工人与资本家的消费需求，以及扩大再生产所追加的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生活资料）需求，公式包含了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值量与实物量的一系列比例关系。扩大再生产公式需求侧结构中最重要的比例是积累率。它由两个基本比率决定：在供给侧结构中已经给定的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分配关系，即剩余价值率(m’=m/v)，以及需求侧结构中两大部类的资本所有者对剩余价值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割，即m-m/x与m/x的关系，有学者将积累（投资）占剩余价值的比例(1-1/x)称为资本化率。从以上两个比率，我们不难计算出两大部类的积累率（s’），即积累（投资）在社会净产值中的比例：
s'=(1-1/x)(1+1/m')。积累率在一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特别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宏观积累率需要做较大调整时，它对宏观经济的供给结构与需要结构的平衡要求更高。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每一次跨越中，都会发生积累率的调整，而且在内生工业化阶段，积累率还有逐步提高趋势，这中间的宏观经济平衡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宏观平衡机制又是怎样的，都需要政治经济学更加深入的研究。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总量问题归根结底是结构问题，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基本结构的平衡决定总量平衡。换言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总量经济的不平衡，因此，单纯的宏观经济总量管理并不能有效解决宏观经济问题。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节同样适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我国目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充分就业，经济稳定增长，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供给侧结构看，最重要的是劳动与资本的结构。劳动与资本的比例关系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两大要素市场的形成、发育，以及两大要素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展是内生工业化过程的起点，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是生产总过程的起点。在此起点上，全体劳动者作为独立的劳动力商品所有者，在劳动力市场平等竞争,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趋向于不同产业间工人的工资率相等，即工资与其劳动贡献比例相等。这与平等劳动所要求的分配平等遵循相同的原则。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际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相对于产品市场发育明显滞后。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的存在，户籍制度的障碍，以及国有企业人事工资制度改革的不彻底，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依然严重，这方面的改革至今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放任自由的市场，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长期中遵循平等劳动的协调原则，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采取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等调控手段，逐步推动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劳动关系发育的重要环节。
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几乎与劳动力市场同步，一开始是基于国有银行的间接投资，然后是证券市场的直接投资。这个市场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不足，无论是银行间接投资，还是证券市场融资，都更多地支持了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但是，民营经济仍然以其顽强的自发力量参与和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育，并且在正规金融体系的外面创造出相当规模的非正规金融体系，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的金融体系建设至今仍然相对落后，甚至还有某些计划经济的痕迹。但是,中国金融体系效率并不低，它为高速增长的工业化筹措资金，在三十年余的时间里，实现了从资金短缺到资本充足的华丽转身。中国老百姓超高的储蓄率、国有企业的超高的再投资率（资本化率）、民营经济的高留存比率，以及中国经济对国外投资的巨大吸引力，都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问题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我们的在短短三十年时间发育起来的不成熟资本市场，会比许多长期发育的成熟资本市场做得更好？在资本市场发育中资本价格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银行利息和证券市场回报率对此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是否已经形成了全社会统一的一般利润率？这个趋于平均化的一般利润率和趋于相等的工资率之间是什么关系？
宏观总量中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的比例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宏观经济比例决不是由市场自发作用决定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和不同的政府目标对此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最为基本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低劳动成本可能在起步时有利于工业化，在初级产品外贸出口中有利于竞争力，但是它不利于提高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程度，并且对创新发展新阶段也有消极影响。如何在工业化进程中权衡二者关系，作出适时适度的调节，是竞争的平等劳动发展的棘手课题。以平等劳动作为基本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中国，对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比例下降是否可以给出合理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比例偏低是普遍现象，我国情况是否存在某种特殊性？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比重较高，这对两大要素分配比例有什么影响？随着全民福利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具有合理性，如果这种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障劳动者能力发展机会平等，那么它对于提高社会范围的劳动平等的实现程度就具有正面效应。在这方面，北欧各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于说明我国宏观总量分配结构的变动趋势应该有借鉴意义。
宏观经济需求侧的结构平衡绝不是简单的“三驾马车”比例，这个比例关系即使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也不是任意给定的，它背后牵涉的是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动态平衡；而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的物质平衡与价值平衡更具有十分复杂的动态结构。需求侧结构与供给侧结构相互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作为动态连接枢纽的最重要指标就是积累率。在一个动态的连续的再生产模型中，它既对第一部类的投资增长，又对第二部类的投资增长有着特定的比例要求。因此，当经济增长进入“换档期”，宏观积累率必须做出调整的时候，社会经济结构的动态调整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经济正在从积累率相对较高的旧常态向积累率相对较低的新常态过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按照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结构调整的决定性步骤。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剩余劳动的积累始终是进步的杠杆。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再生产只能是扩大再生产，资本的积累功能仍然在社会进步中发挥杠杆作用。中国市场经济下内生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自然也与高强度的资本积累不可分割。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资本积累率为什么能如此之高？这是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当然，东亚各国的老百姓因为传统文化而有较高的储蓄倾向，但中国大陆长期保持的超高积累率仍然有其特殊性，需要在居民储蓄行为、企业投资行为和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得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我们可以从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用多种经济成份的多个投资积极性来解释我国内生工业化阶段投资率高涨的原因。但从具体操作层面看，金融体系的特点和效率，它筹集社会资本的强大能力也是不应该忽略的因素。然而,长期维持的高积累对人民消费生活会有什么影响？积累与消费是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还是相互促进同向发展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应该对此给出明确的答案。
资本积累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积累率与生产率提高的关系。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已显示了投资对技术进度的正向关联性。但是二者的关联程度究竟有多高？罗思义等研究者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分析认为,中国增长的主要原因在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很小。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函数对中国数据的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0%，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因，而不是相反。进一步运用中国数据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应该是解开这一增长理论谜团的唯一路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论》阐释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是否仍然有效？两极分化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同样适用？从现实发展看，这一问题似乎还悬而未决。政治经济学有必要通过深入的研究，给出明确的答案。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这是确定的，但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是否必然向资本倾斜？劳动者能否分享财富增长利益？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分享财富增长？如果分配偏向于资本，这个规律是怎样的？如果分配倾向在劳动与资本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结果又将是怎样？这对社会总剩余价值率会有什么影响？对社会总资本利润率又会有什么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存在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如果存在，它对社会经济结构会有什么影响？对平等劳动的发育进程又会有怎样的影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不多，而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建设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开，近十年虽然做了大量努力，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旧常态下增长的动力源正在逐步萎缩，大量过剩资本没有找到有效的生产性投资渠道，而争先恐后地涌入金融领域，于是产生了市场周期性波动中常见的金融业自我扩张：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过剩资本转向投资金融产品，金融投资品供不应求而价格递增。与实体经济中情况不同的是，这种金融产品的涨价非但不能遏制需求，反而导致了投资品涨价预期，诱使更多过剩资本疯狂地追涨投资，从而形成金融市场无节制疯长的市场需求。这种现象近年来多次出现，从股市转战房市，又从房市转战股市，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成长，严重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后果吗？它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显然，金融领域的变革迫在眉睫，为使金融业更好的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做？
（４）国家制度
成功的工业化需要有为政府，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对成功至关重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及时的调整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国家通过产学研结合的科技政策；通过惠及全民的教育和医疗政策，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国民素质；通过恰当的社会政策保障社会的和谐和安定。所有这些，对一国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债务环境，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的意志和方式，也会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市场与政府。内生工业化有其自生动态的内在机制，那么，政府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试图让我们相信，市场有足够的动力自我发展；政府除了维持秩序，似乎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有无为政府才是良政。全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所有成功经验都表明，这种理论完全脱离实际。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的先进工业国,在起步阶段政府就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无论是圈地运动，还是大西洋上贩卖奴隶的三角贸易，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市场经济三大要素市场的建设中，国家始终是主导者。资本市场的建立，土地市场的建立，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国家作用不仅是加速器，而且是发动机。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增加，国家的宏观调控贯穿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国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几乎成为常态。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赶超经验更加证明，有为政府的正确战略几乎是成功的关键。国家经济战略的正确性，取决于这些战略是否符合经济规律，是否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在各个相应阶段上的实际情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起决定作用，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正是根据了这些经验事实。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但政府作用以市场规律为依据，顺应市场规律而积极地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合并成为工业化高速推进的双引擎。我们将详细分析市场经济改革三十余年来，政府顺应市场规律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作为,研究它的目标函数、行为特征和一般效果，尤其关注我国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差别，包括与东亚工业化国家的差别，以此归纳中国道路的特色和优势；同时我们也将分析这一过程中难免的失误和偏差，寻找它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后果，以及纠偏的路径等等。
地方政府与双层市场的竞争。针对九十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做更加详细的专题研究，讨论改革的动因，改革的效果，以及对此后二十余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它不仅解决了中央财政的当期问题，也为此后二十年高速增长中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构造了制度基础。我们将讨论地方政府在分税制体制下的GDP竞赛，讨论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策略的影响，企业改革决策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影响；我们要在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国特色的双重市场理论，研究它在工业化进程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为制定下一步的财税体制改革提供方案。
国家战略成功的制度原因。政治经济学不仅关注政府在国民经济日常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关注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个关键性转折关头，国家及政府所发挥的战略主导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在强制工业化起步阶段，强制工业化向内生工业化转轨阶段，还是内生工业化发展中每一个分阶段的调整，一直到当前我国经济从内生工业化向可持续工业化转轨的关键时刻，国家和政府都适时的做出了方向正确的重大调整。考虑到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跨越了许多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一一经历了工业化进程几乎所有的历史转折关头，过程之曲折、环境之复杂超乎想像，这种“几乎总是正确”的记录令人惊艳，其本身就是世界性奇迹，因此值得政治经济学深入探讨。为什么我们能够成功？为什么我们总是正确？或者，往往能够在自己的错误面前迅速转身，回到正确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巧合，是中国人特有的幸运，还是存在的某种形式的必然？比如说是决策理念使然：因为几千年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又比如说是制度构架使然：因为中国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方向和成功几率。我们认为，正确的答案可能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统一中：我们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执政党，她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且将这种政治理念在党的近百年的历史中代代相传，贯彻始终。这一政治理念与老百姓当中“人为本，民为先”的传统文化息息相通,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能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出决策。我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给各种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的政治制度只承认一种决策理念，那就是“以人民的名义”。这一政治制度的根基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经济对于政治制度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微观经济组织的指挥者，它总要顽强地显示自己的权力和意志，拥有巨大社会财富的资本寡头，往往利用金钱的力量浸蚀甚至俘获政治权力，这是私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惯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的这一必然结局？只有靠公有制为主体。只有在决定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在具有市场垄断或者寡头垄断地位的大企业中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整个社会所有制结构中保持公有经济的较大比重，党和政府才能够在与资本权力的博弈中稳操胜券，才能够避免政治权利被资本权力渗透甚至俘获。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我们不可须臾丢弃的法宝。做大做强国有经济不仅具有经济的作用，而且具有保持政治制度稳定的根本意义。
国有经济及其改革。国有经济的作用不能单纯从经济发展的的意义上理解，也不能单纯从分配公平的意义上理解，而且要从政治经济学的更深层次上理解。但是也不应忘记，无论国有企业还是国有资本，都是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组成部分，它产生于市场，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国有经济的改革，是市场的主导作用和政府更重要作用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他的困难所在，同时也是他成功的出路所在。从现实情况来看，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企业层面的公司制改造，通过公司法人财产权和国有股份资本所有权的划分，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到2003年前后，由于国务院国资委的成立，政府特设了国有股份资本所有权的管理机构，国有经济的效率有所提高，实力也有所增强。但是从国资委运作的实践来看，这个政府机构在管理国有股份资本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不适应。由于政府多目标行为特点，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治理结构中如何发挥作用仍然存在一系列没有解决的问题；国资委这样的政府特设机构在股份资本管理中不能像一个普通的股票所有者那样进行市场操作，也给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东用脚表决）增加困难；特别是，在国有经济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当下，政府股东与民间资本互动，在商业谈判中双方地位不对等，事实上成为两种资本按市场原则充分融合的主要制度障碍。如何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建立“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路并不清晰，改革的推进还需要有更多的实验和摸索。有鉴于国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此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５）开放经济
工业化进程必须在开放环境下完成，这不仅是世界经验，也是我们自己的体会。我们在强制工业化阶段开放程度极低，这并非我们自愿，当时的内外部环境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当时的环境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是正确选择。关键是,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时作出调整，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中国积极的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大潮。但是，由于经济落后，一开始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很被动的。我们唯一的优势是劳动力低成本，我们不得不用超出别人数倍的劳动去换取外汇。沿海地区“两头在外”的贸易形式,曾经是最为合理的办法。我们缺少工业化必须的资本和技术，我们引进外资，同时也引进外资的技术和管理。我们和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赶超过程中一样，面临贸易环境恶化的风险和债务环境恶化的风险。但是，由于充分利用了当时环境下的比较优势，事实上很快就化解了风险，到九十年代以后，对外贸易的发展迅速成为总需求三驾马车中突出的一驾，债务环境也持续向好。于是，我们推进汇率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一个成功的对外开放战略下，充分利用本身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实现了突围和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大国，成为发展中经济体奋发图强的榜样，其中的经验值得充分总结。为什么中国的开放发展能够避免贸易环境恶化、债务环境恶化的后果，逐步争取国际竞争的主动？我们与许多在经济贸易中陷入被动的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不同，我们靠什么避免了依附性发展的陷阱？中国的和平崛起才刚刚开始，却已经在众多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高举全球自由贸易的旗帜。我们的底气从哪里来？我们在全球经济中下一步将往哪里走？中国的确给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全新的研究课题，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其说是一个世界性奇迹，倒不如说是中华民族重新复兴的必然。我们这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多次，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世界前列，不仅经济总量，而且是人均国民收入都处于世界前列。落后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明清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置身于航海大发现的潮流之外，更置身于欧洲产业革命的潮流之外，逐步与欧洲工业国家拉开了差距。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封闭国家对开放国家的失败，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失败。由于这场失败，中华民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对象,最终堕落为全世界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按照麦迪森的计算，1950年，中国内地人均GDP为439国际元，同一年中，印度的人均GDP是619国际元，朝鲜（韩国）人均GDP是770国际元，我国台湾地区的人均GDP是936国际元，香港人均GDP是2218国际元，新加坡的人均GDP是2219国际元。在东亚只有蒙古、缅甸等极少数国家排在我们后面。[14] 从那以后，我们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强制工业化阶段摸索中的挫折，经历了和平环境下最大的人口增长，到1977年，人均GDP实现翻番，到2010年GDP总量全球第三，不到七十年时间里，人均GDP增长了50倍。重要的是，这个内生的工业化进程还远没有终结，中华民族的复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面对人类历史的这一重大事件，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二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其二，再往前走，中国经济社会的前景如何，它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六十年工业化进程，以及与工业化同时展开的平等劳动发育过程，应该可以比较充分地回答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是适应特殊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成功，其根本点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执政党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事求是地做好中国的事情；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经济规律有序推进工业化进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补充相互强化是成功的保障。这样的工业化进程一旦启动，成功就具有必然性。关于第二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事实与理论的展开仍然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的确在公有制的旗帜下顽强坚守，但它的前进路线并非笔直，无论是科层的平等劳动，还是竞争的平等劳动，到目前为止，它离开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始终是硬道理，有时候，平等也不得不为发展让路。那么，再往前走这一切会有结果吗？社会范围劳动平等程度的提高是否会与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方向一致？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客观规律会不会引导我们走向更加符合共产党人理想的社会主义未来？
4.可持续工业化与共享的平等劳动
中国的内生工业化进程，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算起，已经平稳地连续地高速增长了将近四十年，说它是持续的工业化过程应当没有谁会反对。但是，他的不可持续因素正在逐步积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过度依赖外贸净出口，国内居民消费增长乏力，再加上环境的承载力问题等等。这一阶段的工业化不能满足共享发展的要求，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企业劳资关系的矛盾较多，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还存在的比较大的差距，而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开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是有较大影响的。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时候说的那样，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积累会导致社会总产品补偿和实现的障碍，导致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内生的工业化进程还缺乏充分的可持续性。这是竞争的平等劳动固有的缺陷，它必须向共享的平等劳动转化。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从生产关系的内容看,实际上就是从竞争的平等劳动向共享的平等劳动转化。以下主要讨论这种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必然性。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前两个阶段，共同特点是保持了高积累率低消费率的基本态势，积累率从建国初期的20%增长到30%、40%，近十年甚至达到40%以上。这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常态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关键性原因。所不同的是，强制工业化阶段高积累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尽管消费水平很低，但收入分配差距很小，低水平的社会福利几乎覆盖全社会。因此，尽管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比较慢，但是社会矛盾较小。在内生工业化阶段，越来越高的积累率是由国家和市场两只手推进的，由于增长速度超高，社会积累水平和消费水平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长势头。在三十余年高增长的同时，社会消费也实现了较快速度的增长，几亿人摆脱贫困，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从温饱型走上了全面小康。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明显拉开，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至今未能全覆盖，劳资矛盾上升，各种社会矛盾有所积累。六十年一贯的高积累基本格局，不仅积累了社会矛盾，而且也积累了社会再生产过程越来越大的不平衡。大约到2000年前后，宏观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由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发展相对滞后，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实现，而宏观经济依靠大规模投资维持增长的惯性一时又难以改变。加入WTO以后外贸出口增长更快，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现巨额顺差。这给当时宏观经济不平衡找到了一个临时出口，它保证中国经济在既有轨道上继续滑行了十多年。但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中国宏观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这早已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共识。
如何调整？单纯从需求侧看，似乎问题仅仅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但这种认识失之表层，也缺乏说服力。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以较高速度增长,消费增长只是略慢于GDP增长，这样一个积累与消费的分配格局，之前已经证明有利于人民生活的长远发展。这样的增长势头继续维持下去，有什么不可？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工业化进程本身的规律，结合社会生产力持续提高的条件来讨论。一个经济学的常识是,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必须有效率、有回报。在工业化起步的最初几十年，有效的、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从来不短缺。在温饱到小康的整个过渡时期,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以及模仿型的技术进步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只有资本短缺才是增长的瓶颈。尽管这种情况逐步发生变化，但内生工业化进程总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生产力继续扩张找到出路。直到2008年的金融风暴与外需的急速下降，方才使得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真真切切的提上中国工业化的日程。中国经济的宏观结构再也不能在原有的增长方式下保持平衡，没有巨大的进出口支撑，超高的积累率已经不能长期维持。中国经济必须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源。以创新推动中高速的增长，核心是在中高的积累水平上，维持积累与创新速率的平衡，以保障项目投资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积累率会比之前稍低些，增长速度会比之前稍慢些,但是劳动生产力仍然将持续发展，社会消费水平仍然会保持较高增速。因此，工业化进程的可持续性基础更牢，人民群众享受经济增长的实惠会更多。
可持续工业化进程依赖于经济增长动力源的转换，创新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被提上日程。创新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经济学范畴，它既包括能够降低产品个别生产成本的技术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管理的创新等，同时也包括新产品的开发、产品质量和性能的提高等内容。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创新，通过资本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不懈努力而持续推进，大中小企业各自在不同的范围内发挥创新作用。事实上，在整个内生工业化阶段，企业的创新发展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这个阶段上，中国企业的创新努力主要体现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表现为更强的成本竞争力，而在更加基础性的产品创新领域表现并不突出，我们的企业在产品更新中往往是模仿者和跟进者，因此缺少自主创新品牌，缺少在竞争中创造的领先世界的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这对于一个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经济追赶还有很大空间的国家而言，当然还不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随着赶超战略的成功推进，与先进工业国的差距逐步缩小，单纯的模仿跟进越来越不足以支撑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现代先进科技支撑的自主创新在全球化产品竞争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现,创新作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作用也日益凸现。可持续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日益接近国际经济前沿的发展中大国依靠创新驱动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必然选择，这个过程特别需要社会生产关系从竞争的平等劳动向共享的平等劳动的进一步调整。
创新发展是共享经济的物质基础。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劳资正和博弈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可能性。当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从投资推动为主转化为创新推动为主，这种劳资共赢的可能性就具有了持续存在的物质基础。创新发展导致的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不断产生出劳资分享空间，它介于工人实物工资水平不变与资本剩余价值率不变之间，这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但是，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结果依赖于阶级力量的对比。[15]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由于一系列世界性事件的发生，资本的地位得到巩固,情况就发生了逆转。说到底，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由资本主导，劳资博弈的结果也往往有资本掌控。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平等劳动下，创新发展的成果完全有可能为劳资共享,这不仅表现在公有制企业层面，尤其表现在社会范围通过政府调控、国家政策引导，以及社会主义立法实现的常规化、制度化的劳资分享机制。提高劳动平等程度是我们的社会目标，长期中因受生产力条件的限制只能缓慢推进，一旦创新发展成为主动力，那么，共享的平等劳动也就有了更快推进的物质基础。
劳动民主是企业内共享经济的制度保障。公有制是劳动者自己的经济，应当靠劳动者自己管理。在公有资本主导的企业组织中，企业职工的民主管理也应当是必不可少的制度组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应当以制度化的形式参与到公司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中，监督企业经营者行为，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并且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分配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企业民主管理也要以企业科学管理的发展为前提，以企业生产力一定程度的提高，企业生产力发展对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升有较高要求为前提。共享的平等劳动一定是民主的平等劳动，它并不取代科层与市场的组织构架，但作为其补充在市场环境下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共享的平等劳动需要收入分配制度深化改革。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要分两步实现:第一步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第二步就是要通过共享发展，让先富帮助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事实上，这个进程已经开始，首先是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有所缩小，基尼系数增大的势头得到遏制;企业劳资关系的状况也有所改善，劳动者收入水平，尤其是工资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连续多年提高；全覆盖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在稳步建设。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社会政策在各个方面展开，其成果全世界有目共睹。往后去，国家必须在全民福利制度，基层劳动民主，收入分配调控，以及通过财税制度改革推进的收入再分配方面，付出更多努力，取得更多成效。共享的平等劳动应更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进入可持续工业化加共享的平等劳动的新阶段。在此阶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更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可持续工业化与共享的平等劳动结合具有必然性。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是生产过程的最后结果，家庭消费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方式还是整个生产过程的起点，对社会劳动大军总体质量的全面提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中国人传统的消费文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应，教育费用在消费结构中比例提高与收入水平提高正相关，而国家在公共教育与医疗卫生方面的巨大投资，使这一效应进一步强化。中国人今天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算很高，但是它的提高速度很快。随着工业化的持续发展，这一指标的进一步提高是可以预期的。更重要的是，在共享的平等劳动下，劳动者工作与闲暇的关系也将得到相应调整，不仅工人工作日会有所缩短，而且额外加班现象也会逐步减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持续地交替向上，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中生产的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的互动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进步总是向资本这个生产的物的要素倾斜，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优先体现为机器系统的科技含量的提升，这有利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利于劳动者权利与利益的保护。但是这种单边倾斜式的技术进步总是有限度的。更高科技含量的机器系统最终还是需要更高技能的操作工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去技能化”的技术路径也不可能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平等劳动关系的持续发育要求技术进步路径逐步向劳动倾斜，至少是保持两大生产要素在技术进步中的大体平衡。社会整体而言，平衡是最佳的技术进步路线,也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更加统一。可以预期，在共享的平等劳动阶段，社会生产力提高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要求会更加趋于一致，劳动者个人能力的发展将成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更重要的推动力。随着企业劳资关系的不断改善，公私混合经济中的劳动者工作环境也将逐步改善，公有经济的示范作用会日益突出，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的主体意识会逐步加强，企业劳动民主会不断发展，在一个劳资和谐的环境下，这一切都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共享发展，它会加速平等劳动与工业化的持续演进。
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内容。社会生产所面对的自然条件始终是影响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之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明显，相对而言，环境的恢复能力也就越来越脆弱。单纯依靠自然环境自身的恢复力来维持的社会生产力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在内生工业化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不协调，再次证明了这个规律。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自然环境必须恢复甚至改善。我们在计算社会生产力的投入产出时，必须把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可持续工业化当然要解决这个人与环境的和谐问题，我们再也不能为增长付出环境代价了！能源问题同样重要。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依靠矿物能源快速推进社会生产力，仅仅用几百年的时间发展的生产力就超越了人类历史数千年甚至数万年也无法达到的增长水平。但是地球上的矿物质能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它是地球和太阳在几亿乃至几十亿年时间里逐步积累起来的能源储存，它已经被我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迅速挥霍。这个过程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的工业化必须经历能源结构的根本变换。人类必须在旧能源耗尽前充分准备好有效利用新能源的技术，即使如此,以加快消耗“地球积蓄”来加快发展生产力的模式终归不能再来。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需要从太阳能的捕获开始，而不是从已捕获能源的释放开始，因此，获取等量能源将耗费更多劳动，或者要求更高生产力。这是可持续工业化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这样与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工业国家同步走近可持续工业化阶段，由于全球能源环境状态与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只能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提前进入可持续工业化。因此，往后去我们的发展道路将表现出更多的独特性，需要我们去探索创新。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